2016

五味十字 —— 杨双庆的地理志

五味十字是西安城中最为复杂的地界。之所以称之为“五味十字”是因为该地从元代就集中了多家做药材生意的店铺。中医讲求“五行五味”,所以得名于“五味十字”。据《吕氏春秋通诠》记载:“五行配五味,酸属木、苦属火、甘属土、辛属金、咸属水。”而“五味”又和“五色”相对应,即“酸属青、苦属赤、甘属黄、辛属白、咸属黑。”(《礼记·礼运》“五味”郑玄注,《难经·五脏图》)。五行五色系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就这样投射在了这个不大的街区上。1928年在杨虎城将军的“可园”内成立了西安市政府,而这座园子就坐落于五味十字。现今的五位十字依旧保留着清代的天主教堂,各地在西安的会馆,糖果厂的旧仓库,七八十年代的“筒子楼”等等有着历史遗痕的地方。同时,五味十字也是西安潮人的汇集地,各色夜店、特色饮食、奇装异服的潮流品牌都不约而同的出现在了这里。吕氏春秋通诠

丹纳在《艺术哲学》中提到地理性格决定了艺术家的性格,这样经典的理论同样适合用在杨双庆身上。正是因为杨双庆生活和工作在充满多样性的五味十字,才造就了其作品中奇异的地理志特性。在他的视域中更多的是他对所见地域生活语言的转译,在转译的过程中其一直在力求减少生活片断中的魅惑,使画面投射出更加触动人心的情感。这样的方式即马克斯·韦伯所述的“世界的祛魅”。杨双庆用他的所谓“坏画”的方式来达到超验秩序的解体,让绘画回归到本真的同时将观念也拉到原初的状态进行探究。西方历史上有很多敏锐的学者都意识到现代人的意义迷失和其隐患,例如尼采所述的“末人”(last man),他们除了“可怜的舒适”、“软绵绵的幸福”外,生活再无抱负。再比如托克维尔曾说,现代人往往追求的是“渺小和粗陋的快乐”,贝尔、布卢姆、拉西等哲学家一致认为,现代人们毫无顾忌的标榜自我为中心的理想,由此现代文化就陷入了享乐主义、自恋主义的歧途。查尔斯·泰勒也说道:“生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,与之相联的是变态的可悲和自我的专注。”因此,阿瑟·丹托认为艺术应该放弃自己的小容器,走向人类的终极关怀,而当代艺术与我们人类的幸福生活是息息相关的。杨双庆在其作品《权利》、《三把伞》、《水果》、《破镜》、《三盆花》中透露出强烈的“本真性”,本真性即是对现代人意义迷失的文化困境最有力的抵抗。原始冲动的笔触在张力的驱使下使画面变得“破败不堪”,而这种破败感传达出一种“内化”的效果,使画面中的生活琐物在此时的语境中与观者达到接触,而不是游离在其思想之外,这种接触便是跳脱于没有幻觉的个人自主性,以此更加注重绘画和人之间最为基本的情绪和意图。而在作品《伴我同行》、《兰花》、《去太空》、《金歌》中杨双庆直接选取核桃、瓜子、铅笔削、购物袋、相片等等实物进行拼贴及重构,这样的手法让日常生活的关系再度与观者拉近,真诚的表露使得观者和画面建立起了一种社会性的关联表达。分析哲学家J.L.奥斯汀在区分言语行为和认知表达中曾提到“语旨力”(illocutionary force)的概念,语旨力指在言语中叙述者和听者之间所产生的社会关联。绘画作为语言表达的方式之一同样具有强大的语旨力。例如在《兰花》中,八十年代照相馆的纸袋子被慌乱的拼贴在了画面中。在袋子左边黏贴着老照片上剪下的半张人脸,让观者无法清晰的辨认出岁月的痕迹,杨双庆在二者之上沾染出一簇野蛮生长的兰花,使画面造成支离破碎的感觉,仿佛置身于一片废墟当中,此刻心灵的废墟给予观者一种扭曲的时间性与空间性。个体与主体、记忆与历史全部都在语旨力的作用下关联在一起,就如同五味十字的多样和复杂,让人很难逃离出画面的所造之境。
 
杨双庆也曾直接画过“五味十字”。画中的五味十字并不是眼前的五味十字也不是历史记载的五味十字,而是抽离在记忆变迁中的模糊印象。在画面中他将他年少时所绘的卡通人物框在一个“十”字的范围内,在泛黄的旧纸上凭添着朦胧的山石和松树,后面隐约的勾勒出碎裂的人形,如同被嵌入的景观,这一切显得荒诞却又充满本真……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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